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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我说这次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美学课。这不仅使我坚定了一个老信念:现实生活经验和文艺修养是研究美学所必备的基本条件,而且使我进一步想到美学中的一些关键问题。首先是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和区别问题。现实中有没有象敲钟人那样小人物的高大形象呢?我不敢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我只能说,至少是我没有见过。我认为雨果所写的敲钟人是艺术创造出来的奇迹,是经过夸张虚构、集中化和典型化才创造出来的。敲钟人的身体丑烘托出而且提高了他的灵魂美。这样,自然丑本身作为这部艺术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转化为艺术美。艺术必根据自然,但艺术美并不等于自然美,而自然丑也可以转化为艺术美,这就说明了艺术家有描写丑恶的权利。这里说的“社会”不是本能式的社会性,而是有组织的形成制度的团体。有了社会,“人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话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也日益多样化和完善化。游牧打猎之外又有了农业,商业,手工业和航行术。接着恩格斯对社会发展史作了简括的叙述:官方手机网赌信誉老平台这种论点显然认为由表象到表象见不出文艺的思想性,于是新旧表象之间插进去一个等于概念的思想。这样把艺术作品倒退到“表象”,既是贬低艺术,也是缺乏心理学和美学的常识。把“概念”看作文艺的思想性,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艺的理论根据。

官方手机网赌信誉老平台从上引几封信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都把典型环境看作决定人物性格的因素,而典型环境的内容首先是当时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朝前看的,他们的同情始终是寄托在前进的革命的一方。他们赋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以一种崭新的意义:典型环境是革命形势中的环境,典型人物也是站在革命方面的人物。我们研究剧本和小说,如果经常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观,对环境和人物性格都进行认真的分析,对文学作品和美学理论的理解就会比较深透些,今后不妨多在这方面下工夫。正路并不一定就是一条平平坦坦的直路,难免有些曲折和崎岖险阻,要绕一些弯,甚至难免误入歧途。哪个重要的科学实验一次就能成功呢?“失败者成功之母”。失败的教训一般比成功的经验更有益。现在是和诸位谈心,我不妨约略谈一下自己在美学这条路上怎样走过来的。我在一九三六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文艺心理学》里曾写过这样一段“自白”:每个人都可当文学家,不要把文学看作高不可攀。不过我在上文“只要努一把力”那个先决条件上加了着重符号,“怎样努力”这个问题就来了。文学各部门包括诗歌、戏剧和小说等的创作我都没有实践经验,关于这方面可以请教中外文学名著以及有关的理论著作,我不敢进什么忠告。我想请诸位特别注意的是语文的基本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语文就是文学的“器”。从我读到的青年文学家作品看,特别是从诸位向我表示决心要研究美学的许多来信看,多数人的语文基本功离理想还有些距离,用字不妥,行文不顺,生硬拖沓,空话连篇,几乎是常见的毛病。这也难怪诸位,从“四人帮”横行肆虐以来,我们都丧失了十几年的大好时光,没有按部就班地进行学习,而且学风和文风都遭到了败坏,我们耳濡目染的坏文章和坏作品也颇不少,相习成风,不以为怪。一些老作家除掉茅盾、叶圣陶、吕叔湘几位同志以外,也很少有人向我们号召要炼语文基本功。我还让得三十年代左右,夏丐尊、叶圣陶和朱自清几位同志在《一般》和《中学生》两种青年刊物中曾特辟出“文章病院”,把有语病的文章请进这个“病院”里加以诊断剖析。当时我初放弃文言文,学写语体文,从这个“文章病院”中几位名医的言教和身教中确实获得不少的教益,才认识到语体文也要字斟句酌,于是开始努力养成斟句酌的习惯,现在回想到那些名医,还深心铭感。我希望热心语文教学的老师们多办些“文章病院”,多做些临床实习,使患病的恢复健康,未患病的知道预防。

第三,我写这十几封信只是以谈心的方式来谈常盘踞在我心里的一些问题,不是写美学课本,所以一般美学课本里必谈的还有很多问题我都没有详谈,例如内容和形式,创作、欣赏与批评,批判和继承,民族性和人民性,艺术家的修养之类问题。对这类问题我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新见解,我就不必说了。不过我心里也还有几个大家不常说或则认为不必说而我却认为还值得说的问题,因为还没有考虑成熟,也不能在此多谈。当然,悲剧与喜剧所引起的美感又不同。亚里士多德说,悲剧应引起恐惧和哀怜两种情感,这两种情感本来是不健康的,通过悲剧激活它们而使之得以“净化”或“发散”。这一说法演变到后来就成了心理分析派弗洛伊德的“欲望升华”或“发散治疗”说。关于喜剧,亚里士多德首先把丑与可笑性作为审美范畴提出,但没有说明喜剧令人发笑的原因。霍布士提出“突然荣耀感”说,认为喜剧所以引人发笑,是因为突然萌发的个人荣耀感,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现在比过去强。柏格森认为笑与喜剧都起源于“生命的机械化”,生命本来应富有弹性,能随机应变;生命机械化,就走向反面,成为人们的笑料。但笑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警告,使可笑的人觉得自己笨拙,加以改正。由于笑有实用目的,所以它引起的美感不是纯粹的。教育部将多举措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官方手机网赌信誉老平台我们再来看第8封信,朱光潜认为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但是形象思维不单适用于文艺创作,也是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我们一般人不动脑筋则已,一动脑筋就不免要用形象思维,无论是穿衣、吃饭、旅行、交朋友或是进行生产劳动,一发生问题时首先就要进行形象思维。比如这几天闷热,我不敢进城,这并不是在“老年人一动不如一静”这样一个抽象原则下得出的逻辑式结论,而是根据自己的衰老情况,大热天挤车的艰难以及进城回来后的困倦之类具体形象自然想到的。形象思维既是如此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中,当然对于政治家、实业家、科学家和商人等等也是不可缺少的了。形象思维在运用范围上比抽象思维要广泛,不仅如此,在起源上也早于抽象思维。意大利美学家维科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论证了这一事实。他说:“人最初只有感受而无知觉,接着用一种惊恐不安的心灵去知觉,最后才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第571页。 )在他看来,原始民族作为人类的儿童,还不会抽象思维,他们认识世界只凭感觉的形象思维,他们的全部文化(包括宗教、神话、语文和社会制度)都来自形象思维,都有想象虚构的性质,都是诗性的或创造性的。等到人类由儿童期发展到成年期,即转到人的时代、哲学的时代,他们才逐渐能运用理智,从殊相中抽出共性。维科的观点在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研究上得到了印证。他证明,人在童年时实际复演着人类童年的历史,婴儿开始也只会形象思维,经过几年的训练和教育后才能学会抽象思维。

不少的读者(包括过去的我自己)感到“一个这个”很费解。其实这个出自《精钟现象学》的词组原指“一个这样的具体感性事物”,在这里就指“一个这样的具体人物”,亦即上文“一定的个人”,仍须和上文“每个人都是典型”句联系在一起来看,仍是强调典型与个性的统一。恩格斯在下文批评《旧人与新人》的缺点说,“爱莎过于理想化”,“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就是说概念淹没了个性,还不够典型。从此可以体会出上引一段话与其说是称赞《旧人与新人》,倒不如说是陈述他自己的艺术典型观,特别是因为他引了黑格尔的话之后加上了“而且应当如此”。恩格斯在给敏·考茨基的信里还说过:“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就是说,倾向不应作为作者的主观见解,而应作为所写出的客观现实的趋势,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这样理解“倾向”或思想性,和上文所引的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例子也是符合的。二、移情作用:观念联想。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美学界最大的流派足以费肖尔父子为首的新黑格尔派,他们最大的成就在对于移情作用的研究和讨论。所谓“移情作用”(Einfuhlung)指人在聚精会神中观照一个对象自然或艺术作曲)时,由物我两忘达到物我同一,把人的生命和情趣“外射”或移注到对象里去,使本无生命和情趣的外物仿佛具有人的生命活动,使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也显得有人情。最明显的事例是观照自然最物以及由此产生的文艺作品。此外,作者在书中表现出来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品和学品,也值得我们学习。作者在前言中写道:“‘四人帮’反党集团被一举粉碎之后,我才得到第二次解放,怀着舒畅的心情和老马伏枥的壮志,重理美学旧业……但今年已经八十二岁,毕竟衰老了,而且肩上负担还相当重,要校改一些译稿和文稿,带了两名西方文艺批评史方面的研究生,自己也还在继续学习和研究……”在如此高龄、如此繁忙的情况下,他还抽空为普通读者写美学普及的小册子,有何名有何利?还不是为了美学、美育的理想吗?这本书的本身,就是“美”的体现。我们握着这本书,难道不感到沉甸甸的吗?这不但因为这是大师的名著,更因为这是“道德文章”。

黑格尔受歌德的影响就很深,在他的《美学》里多次提到歌德的这类思想。但是他的“理念的感性显现”那个著名的美的定义(亦即艺术典型的定义)显然还是从概念出发,带有客观唯心主义的烙印。不过他比歌德毕竟前进了一步,他认识到歌德还没有认识到或没有充分强调过的典型人物性格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而典型环境起着决定典型人物性格的作用。“环境”在黑格尔的词汇中叫做“情境”(Situation),是由当时“世界情况”(Welt Zustand)决定的。世界情况包括他有时称之为“神”的“普遍力量”,即某特定时代的伦理、宗教、法律等方面的人生理想,例如恋爱、名誉、光荣、英雄气质、友谊、亲子爱之类所凝成的“情致”。这些情致各有片面性,在特定情境中会导致冲突斗争 (例如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当事人须在行动上决定何去何从,这时才可以显出他的性格,才“揭露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的程度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的程度才能衡量出来”。他这样运用辩证发展的观点来说明人物性格的形成,是颇富于启发性的。他的著名的悲剧学说就是根据这种辩证观点提出来的。这就是直陈其事,是一首三部曲的挽歌,完全使用形象思维,声泪俱下,感染力很强。我特别写这几句附记,因为近代文艺作品主要是散文作品,如果专就中国的诗中的比、兴着眼,就难免忽视形象思维在近代小说和戏剧中的重要作用。人常常生活在必然之中,因此碰上偶然机缘,就使人精神上多少得到解放,遂产生一种快感,这种快感便是美感。好的文艺作品常常有所谓“神来之笔”,浸透着充沛的生命力和高度的自由。过去人们常迷信“灵感”,其实灵感不过是作者在意识中长久酝酿而突然爆发进入到意识里,这种突然爆发有赖于事出有因而人尚不知其因的偶然机缘。杜甫总结自己创作经验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神”就是灵感,似乎是出自偶然,其实来于“读书破万卷”的辛勤劳动。我国有句老话:“熟能生巧”,灵感也不过是熟中生巧,还是长期锻炼的结果。你我都是人,还不知道人是怎么回事吗?世间事物最复杂因而最难懂的莫过人,懂得人就会懂得你自己。希腊人把“懂得你自己”看作人最高智慧。可不是吗?人不象木石只有物质,而且还有意识,有情感,有意志,总而言之,有心灵。西方还有一句古谚:“人有一半是魔鬼,一半是仙子”。魔鬼固诡诈多端,仙子也渺茫难测。

为什么我们中间有些理论家特别是文学史课本的编写者,一遇到人道主义就嗤之以算呢?据说因为它是资产阶级货色,反资产阶级复辟,就必须反人道主义。这无异于要倒掉洗婴儿的脏水,就连婴儿也要一起倒掉。 真正的马克思 主义者既要看到人道主义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又要看到它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不能因为人道主义的发明权是资产阶级的,便连革命人道主义也不讲了。三、由于否定了人性论,“人情味”也就成了一个禁区,因为人情也还是人性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文艺作品中人情味就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东西。有谁爱好文艺而不要求其中有一点人情味呢?可是极左思潮泛滥时,人情味居然成了文艺作品的一条罪状。对巴金和老舍等同志的一些小说杰作,艾青同志的一些诗歌以及对影片《早春二月》的批判和打击至今记忆犹新,而余毒也似未尽消除。人情味的反面是呆板乏味。文艺作品而没有人情味会成什么玩艺儿呢?那只能是公式教条的图解或七巧板式的拼凑。今天敲敲打打吹上了天,明日使成了泄了气的气球,难道这种“文艺作品”的命运我们看到的还少吗?无论在中国还是也外国,最富于人情味的母题莫过于爱情。自从否定了人情味,细腻深刻的爱情描绘就很难见到了。为什么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人们都不爱看我们自己的诗歌、戏剧、小说和电影,等到“四人帮”一打倒,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寻找的外国文艺作品和影片呢?还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作风人情味太少、“道学气”太重了吗?道学气都有一点伪善或弄院作假。难道这和现实主义文艺或浪漫主义文艺有任何共同之处吗?提到政治思想的高度来说,难道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要变成和尚尼姑,不许尝到、也不许表现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吗?人们也许责骂我的这种想法是要求文艺“自由化”,也就是说,要社会主义文艺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投降。但是文艺究竟能不能“交流”和“借鉴”而不至于“投降”呢?如果把冲破禁区理解为“自由化’,我就不满你说,我要求的正是“自由化”!官方手机网赌信誉老平台共同美是与人性论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朱光潜认为,过去人们只谈美感的阶级性,而不谈美感的共同性,这是不对的。美感确有它的阶级性,比如贾府焦大并不欣赏林妹妹,文人学士往往嫌民间大红大绿俗气。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美感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就美感的对象来说,过去的美学家就有主张美在形色的匀称、声音的谐调之类的形式上的,也有主张美在内容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则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就美感本身来说,过去的美学家大半主张美感是一种愉快的感觉,可是又不等于一般的快感,不象渴时饮水或困时酣睡那种快感。而且美感并非全是快感,悲剧与一般崇高事物引起的美感中就夹杂着痛感。同一美感中也有发展转变过程,往往是生理和心理交互影响的。美感中的许多现象还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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