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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然而那些单纯依靠狮子[4]的人们却不理解这点。所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5]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关于这一点,我能够提出近代无数的实例为证,它们表明:许多和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我们可以用来责难公爵的,唯有选举朱利奥当教皇这一件事情。在这次选举中他选择错了,因为,正如我已经谈到的,他本来能够阻止任何人当选为教皇,他如果不能够选举一个使自己称心满意的教皇,他也绝不应该同意选举任何一个自己已经得罪的枢机主教或者一个当上教皇就会害怕自己的枢机主教来担任教皇,因为人们出于恐惧或者出于仇恨都会损害你的。在公爵所曾经开罪的人们当中,有圣·皮耶罗·阿德·温库拉[17]、科隆纳[18]、圣·乔治[19]和阿斯卡尼奥[20]等人。除了罗阿诺和西班牙人[21]之外,其余的人一旦当上教皇,势必害怕公爵。——至于西班牙人则由于他们的同盟关系和对他负有义务,罗阿诺则由于自己同法兰西王国的关系,才享有权力,所以是个例外。因此,公爵本来应该选择一个西班牙人当教皇[22]。如果这一点办不到,他就应该赞同选立罗阿诺,而不是选举圣·皮耶罗·阿德·温库拉。如果任何人相信给以新的恩惠就会使一个大人物忘却旧日的损害,他就是欺骗自己。因此,公爵在这次教皇的选举中犯了错误,这就是他终于灭亡的原因[23]。获取领土的欲望确实是很自然的人之常情。人们在他们的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时,总会为此受到赞扬而不会受到非难。但是,如果他们的能力有所不及,却千方百计硬是要这样干的话,那么,这就是错误而且要受到非难。因此,如果法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进攻那波利的话,它就不应该把那波利瓜分。如果说,法国所以同威尼斯人分割伦巴第,是因为法国借此在意大利赢得插足之地,因而做得对,那么,另一次的瓜分就应该受到非难,因为后一次瓜分并没有那种必要性为其辩解。新威尼斯官网[6]此处见李维著《罗马史》第35卷第48节。原文拉丁文:“Quodautemistidicuntnoninterponendivòsbello,nihilmagisalienuinrebusvestrisest;sinegratia,sinedigmtate,premiumvictoriseritis”(原著与马基雅维里引语略有出入)。

新威尼斯官网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了提高他的儿子瓦伦蒂诺公爵的权力地位,遭遇到当时的和后来的重重困难。第一,他想不出什么法子能够使他的儿子成为不是教皇辖地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他知道,如果他要夺取本来属于教皇辖地的地域,米兰公爵和威尼斯人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法恩扎[2]和里米诺[3]都已经在威尼斯人的保护之下。除此之外,他知道意大利的军队,特别是本来可能帮助他的军队,全部掌握在那些可能害怕教皇势力扩大的人们手里,这些人是奥尔西尼家族[4]和科隆内家族[5]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因此他不能够依靠他们。所以,为了成为这些国家的一部分地区的主宰,他有必要打乱这种秩序,并且使他们的国家混乱不堪。对他来说,这是容易不过的,因为他察觉到威尼斯人由于其他理由所驱使,愿意再度把法国人招回意大利。他不但不反对这样作,而且还帮助法国国王路易解除了以前的婚姻关系,使事情更好办。于是法国国王在威尼斯人的帮助和亚历山大教皇的同意之下,长驱直入意大利。路易刚刚到达米兰,教皇为了夺取罗马尼阿便向他借兵,而罗马尼阿慑于法国国王的威名,便向教皇屈服了。塞韦罗想要成为整个帝国的主宰,在这之后,他还有两项困难。其一在亚洲,亚洲军队的统帅尼格罗[18]已在那里自己称帝;其二在西方,有个阿尔皮诺[19]在那里,正在执政,也觊觎帝国。[23]教皇亚历山大,原名罗德里戈·博尔贾(RodrigoBorgia,1431—1503),通过贿赂当选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sandroⅥ,在位:1492—1503),使教皇政权日益世俗化;他还通过其私生子切萨雷·博尔贾(即著名的瓦伦蒂诺公爵)以教廷保护人的资格,把意大利的罗马尼阿(Romagna)置于教廷的直接统治之下。但事实上,瓦伦蒂诺公爵企图将它变为自己的国家。

以这样的方法只是可以赢得统治权,但是不能赢得光荣。不过,如果考虑到阿加托克雷出入危殆之境的能力和忍受困难、克服困难的大勇,我们就觉得没有理由认为他比任何一个最卓越的将领逊色。然而他的野蛮残忍和不人道,以及不可胜数的恶劣行为,不允许他跻身于大名鼎鼎的最卓越的人物之列。因此,我们就不能够把他不是依靠幸运或能力而得的成就归功于幸运或者才能。由于上述原因,结果马尔科、佩尔蒂纳切和亚历山大这些全是温和谦让的人、正义的热爱者、残暴的敌人、既人道又善良的人却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唯独马尔科例外。但是如果一个人是由于人民的赞助而获得君权,他就发觉自己是巍然独立的人,在自己周围并没有一个人不准备服从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的。除此之外,一个君主如果公平处理事情而不损害他人,就不能够满足贵族的欲望,但是却能够使人民感到满足。因为人民的目的比贵族的目的来得公正。前者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已,而后者却希望进行压迫。再说,如果人民满怀不满,君主是永远得不到安全的,因为人民为数众多;另一方面,君主能够使自己安全地对付贵族,因为贵族人数甚少。君主能够预料到那些敌对的人民干出最坏的事情,就是他们将来把自己抛弃了。但是,对于那些敌对的贵族,君主不仅害怕他们抛弃自己,还害怕他们会起来反对自己。因为贵族在这些事情上比平民看得更深远而且更敏锐,常常能够及时使自己得救,而且从他们所预期的将会赢得胜利的一方取得帮助。此外,君主总是不得不和上述的平民在一起生活,但是如果没有上述贵族,君主也能够过得很好,因为他能够随时设立或者废黜贵族,并且能够随心所欲给予或者抹掉他们的名声。新威尼斯官网[5]圭多·乌巴尔多(Guido.Ubaldo,1472—1508),乌尔比诺公爵(ducadiUrbino),1502年收复了乌尔比诺。1508年死亡。

[5]此处“生涯”(vita),系从马里奥·本凡蒂尼校订本及奎多·马佐尼校订本。有的版本作“能力”(virtù)。[9]维泰洛佐·维泰利(VittellozoVittelli),1502年在西尼加利亚被切萨雷·博尔贾杀害。但是,君主使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应当这样做:即使自己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也要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因为一个人被人畏惧同时又不为人们所憎恨,这是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只要他对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属民的财产,对他们的妻女不染指,那就办得到了。而当他需要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必须有适当的辩解和明显的理由才这样做。但是头一件是,他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perditadelpatrimonio)还来得快些[3]。再说,夺取他人财产的口实是永远好找的;一个人一旦开始以掠夺为生,他就常常找到侵占他人财产的口实。但是,与此相反,夺取他人生命的理由却更加难找了,而且很快就消失了。斯巴达人和罗马人就是两个例子[2]。斯巴达人依靠在当地建立一个寡头政府来控制雅典和底比斯;但是结果仍然失掉雅典和底比斯。罗马人为着保有卡普阿[3]、迦太基[4]和努曼齐阿[5],把它们毁灭了,就没有失去它们。可是罗马人想同斯巴达人那样保有希腊,让它享有自由并且允许它的法律存在,他们却没有获得成功。因此,他们为着保有希腊,不得不把那个地区的许多城市加以破坏。因为要稳固地占有它们,除了毁灭它们之外,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从而任何人一旦成为一个城市的主子,如果这个城市原来习惯于自由的生活,而他不把这个城市消灭,他就是坐待它把自己消灭。因为这个城市在叛乱的时候,总是利用自由的名义和它的古老的秩序作为借口。而这两者尽管经过悠久的岁月或者施恩授惠都不能够使人们忘怀。除非将那里的居民弄得四分五裂或者东离西散,否则无论你怎么办或者怎样预防,他们还是永远不会忘掉那个名义和那种秩序的,正如在佛罗伦萨人羁绊下百年后的皮萨一样,人们遇有任何不测之事就立即想起它们。

通选大臣,对于君主说来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们是否良臣,取决于君主的明智。人们对于一位君主及其能力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通过对他左右的人们的观察得来的,如果左右的人们是有能力的而且是忠诚的,他就常常能够被认为是明智的,因为他已经知道怎样认识他们的能力并且使他们忠贞不渝。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人们就往往会对他作出不好的判断,因为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出在此项选择上。这种知识有两种用处:首先是他学会怎样了解自己的国土,就能够更好地懂得怎样保卫它;其次,如果此后他有必要了解任何其他地方时,由于他对那个地方的知识与经验,他就能够很容易了解那个地方。因为,举个例子说,在托斯卡纳的丘陵、山谷、平原、河流和沼泽同其他地区这些地方有某种相似之处,从而一个人由于了解一个地区的地势,就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其他地区的地势。君主如果缺乏这种专长,也就是缺乏了一个首领应该具备的头一个条件,因为这种专长告诉他怎样发现敌人,选择根据地,率领军队安排作战阵地,以及利用有利条件围攻目的地。[5]提修斯(Teseo,即Thesus)是古希腊著名的英雄,传说中的雅典国王和雅典国家的奠基者。他把原来分散的部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设立一个中央机关管理共同事务,产生了雅典民族的法律,从而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单行本,第107页、第108页。)至于埃利奥加巴洛、马克里诺、尤里亚诺等人,我就不打算议论了,因为他们都是十足可鄙的,所以很快就给消灭了。但是我想就上面的论述总结一下。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君主们要使自己政府的军队特别满意,其困难比往时减少了,因为尽管他们必须对那些军队给以某些照顾,可是如有任何困难很快就获得解决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君主都没有一支军队象罗马帝国的军队那样,同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一道根深蒂固。如果说,在罗马帝国时代,满足军人比满足人民更有必要,那末现在所有的君主,除了土耳其皇帝和苏丹[20]之外,满足人民倒是比满足军人更有必要,因为现在人民比军人更有力量了。

除此之外,应当在每年适当的时日,使人民欢度节日和赛会。同时,由于每个城市都分为各种行会或者部族集团[7],因此君主必须重视这些社会集团,有时会见他们,自己做出谦虚有礼和宽厚博济的范例,但是总是保持着他的至尊地位的威严,因为这一点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不允许削弱的。安蒂奥科应埃托利亚的召唤,为了驱逐罗马人进入希腊,他派遣使节们到罗马人的朋友——阿凯亚人那里,鼓励他们保持中立。而另一方面,罗马人却劝说阿凯亚人为他们拿起武器。这件事情就提到阿凯亚的会议上进行审议,安蒂奥科的使者在那里劝说他们保持中立;对此罗马的使者回答说:“这些人所说的要你们不介入战争,这同你们的利益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没有友谊,没有尊重,你们将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6]新威尼斯官网罗马和斯巴达许多世纪都是整军经武,从而享有自由。瑞士人则是彻底武装起来,从而享有完全的自由。关于古代使用雇佣军的事情,可以举迦太基人为例。虽然迦太基人派了自己的公民们担任雇佣军的头头,可是在他们同罗马人进行第一次战争之后就几乎被雇佣兵所压倒。在埃帕米农达[3]死后,底比斯就请马其顿的菲利普[4]当他们军队的将领;胜利后,菲利普就把底比斯人的自由剥夺了。菲利普公爵一死,米兰人便招罗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5]讨伐威尼斯人。等到在卡拉瓦焦[6]战胜敌人之后,斯福尔扎却同威尼斯人联盟,来压迫他自己的主人——米兰人。斯福尔扎的父亲,曾经应募在那波利王国的焦万娜女王[7]底下从军,后来突然间离开女王使她的军队解体;为着挽救她的王国,女王被迫投到阿拉冈国王的怀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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